清康熙九年（1670）庚戌仲秋八月，時年三十一歲兩試未能中舉的蒲松齡，因“家貧不足自給”，遂應同鄉、同學、好友江蘇寶應知縣孫蕙之邀，離開山東淄川蒲家莊老家南行，出青石關，過萊蕪顏莊，經沂水縣，于江蘇淮陰王家營過古黃河（現已廢），來到寶應縣衙做幕賓，代寫文告、書啟，協理政務。翌年三月二十八日，孫蕙調署高郵知州，仍兼任寶應知縣。蒲松齡陪孫蕙往返于寶應、高郵兩地之間仍做幕處理公務。是年秋，因不滿官場生活，毅然辭幕從寶應返歸山東故里。蒲翁從二十四歲至六十三歲期間，曾八次參加鄉試，但均屢試不第。“士之不得志者，未嘗不發憤于文辭。”后來，“發憤于文辭”的蒲松齡，卻成了“世界短篇小說之王”。
蒲松齡游幕寶應期間，留下了《鶴軒筆札手稿》、《南游詩草》和八十多篇書啟文告。盡管蒲翁逗留寶應，前后僅近一年，但卻是活了七十六歲的他“一生中僅有過的一次遠游”。他在協理政務之余，一直喜歡收集奇聞趣事，經常與本邑長者攀談當地傳說的民間故事，往往還隨身攜帶筆墨紙硯隨時作筆錄，這為他日后創作《聊齋志異》積累了大量的小說素材。山東淄博的劉心德先生在《蒲翁邀我去寶應》一文中，曾高度概括地寫道：“我認為，如果說蒲翁在王村西鋪畢府教書三十年，是出成果（筆注：即指著書）的成熟期的話，而他三十歲左右去江蘇寶應近一年時間，則對他的思想和文學創作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或者說對成就一位既文采斐然又情系百姓的文學大家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劉先生在文中還寫道：“在寶應近一年的日子，對蒲翁文學創作影響最大的還應該是那里的民間故事和文學底蘊。”
相傳清代時，寶應境內就已有很多的湖蕩草灘，京杭大運河穿境而過，河西河東大些的水面則有“五湖”、“四蕩”，因為那時興土葬，農村的墳墓較多；加之城上和農村集鎮多古寺廟觀，故常有狐貍出沒。當地人認為狐貍有許多興妖作怪的本領，尊之為“狐大仙”，流傳著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狐貍精與妖魔鬼怪的故事。縣城北郊原有一數里長的墩阜，墩上植有千株古松，地名“松岡”，又稱蘆松墩。起先本是游覽景地，由于康熙七、八、九年，寶應連遭三年水患。九年冬又大雪不斷，許多貧民凍餓而死，因為該墩靠近城池，后來便亦成了墓地，再后又成了官府殺人的刑場。到了夜晚，夜行人常常在遠處就見此墩“鬼火”（磷火）飄蕩，足下時有狐、兔竄出，不覺令行路人毛骨悚然，往往不敢前行。因而，民間談狐說鬼習以為常，幾乎成了茶余飯后談天說地的資料，更有不少民婦用此來哄嚇啼哭的兒童，致使神仙鬼狐的故事廣泛流傳家弦戶誦。松岡附近有一古剎泰山殿，南來北往的香客到此，無不燒香膜拜。蒲松齡一有機會，就來此剎與香客攀談，同時收集異聞傳說，往往是“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獲益匪淺。寶應縣東蕩的射陽湖畔，以及天平莊一帶有綿延近十里的“九里一千墩”漢墓群，幾乎每個大墓都有一個神奇的傳說。蒲翁隨知縣孫蕙去東蕩鄉間巡察，他在處理公務之余，常與社會各階層人士接觸，仍孜孜不忘收集異事奇聞。據《蒲松齡與寶應》一書所載：“相傳，蒲松齡在寶應，人們常見他身掛布袋，內藏筆墨紙硯，留連縣邑大街小巷，出沒泰山殿、八寶亭、孔廟，登臨松岡、槐樓、花子城；游歷射陽湖、柳園，無論是文人雅會，抑或是市井俚語，凡聽到了奇聞異事，即作記載，若有不詳，必親臨訪詢。……”
康熙十年（1671）辛亥早春二月，蒲翁在寶應縣衙內宅，曾對從淄川老家來寶的鄭大伯父女說過：自我南來寶應以后，涉足官場，親眼看到吏治的黑暗，民生的疾苦，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正有許多文章要寫呢！因而，他時常在書房內奮筆疾書，寫下了《席方平》、《酆都御史》、《伍秋月》、《嬌娜》等一篇篇優秀的文言短篇小說。縱觀他在寶應期間以及后來返里撰寫的大量文學作品中，筆者把《聊齋志異》、《蒲松齡全集》里故事與本邑《寶應縣民國十九年縣志》、《寶應歷代縣志類編》中的寶應傳說相對照，發現大同小異者有數十篇之多，這足以證明當時寶應的一些傳聞，對蒲松齡后來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根據本人初步統計，主要包括《秦檜》、《席方平》、《聶小倩》、《夢狼》、《嬌娜》、《伍秋月》、《姊妹易嫁》、《酆都御史》、《青梅》、《魯公女》、《周順亭》、《邵士梅》、《樂仲》、《蘇仙》、《丐仙》、《龍》、《竇氏》、《龍無目》、《太醫》、《疲龍》、《毛大福》、《龍取水》、《役鬼》、《酒蟲》、《畫壁》、《赤字》、《三生》、《仇大娘》、《蔣太史》、《江中》、《汪可受》、《某公》、《云蘿公主》等三十三篇的內容，均帶有相當一部分當時寶應社會背景的烙印和當地黎民百姓生活的痕跡。如《秦檜》篇，文曰：“青州馮中堂家，殺一豕，燖去毛鬣，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烹而啖之，其肉臭惡，因投諸犬。嗚呼！檜之肉，恐犬亦不當食之矣。”《寶應縣志》中記載：“寶應東鄉之三家莊，甲寅夏雷震一牛，背有字，若火烙痕，曰：‘李虎七世身’，楚楚可辨。”“一豕一牛，雷擊、人殺都是死，方式不同，背上有字均為人名，以秦檜取代李虎，僅僅是作者進行的藝術處理，以增加小說的思想性，但故事原型出自寶應是沒有問題的。”（劉心德《蒲翁邀我去寶應》）另如《丐仙》篇，文曰：“……夜分，縱火焚耳舍，乃故呼號。高起視，舍已燼，嘆曰：‘丐者休矣！’督眾救滅。見丐者酣然臥火中，齁聲雷動。喚之起，故驚曰：‘屋何往？’群始驚其異……”。《縣志類編》里記載：“喬疑庵出塵，所居名留云堂，自號留云子。年七十六，詩格益健。獨宿小閣，日夜以吟詩自娛。一夕，患肋冷焰麥麩，忽火烯其中，半榻赫然，呼仆，掖出火中，體膚無恙。”一為“丐仙”，一為“留云子”；一以乞討為生，一以吟詩自娛。但二者均在“夜分”、“一夕”，分別“酣臥火中”及“火燃其中”，其結果都是“群始驚其異”與“體膚無恙”，兩者真是“何其相似乃爾”，可見蒲翁的如櫞之筆，有移花接木之功，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外，蒲翁在《聊齋志異》自序中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筆者曾去過蒲翁的老家淄川蒲家莊，（附注：其時且受到了蒲松齡紀念館的領導和同志們的熱情接待！）蒲翁所云的“青林黑塞”，既不像蒲家莊蒲氏故居農家小院風格的聊齋，也不像他在王村西鋪畢際有家教館三十載的官宦院，而極像似當年墩阜綿延、青松千株、黑林密蔽、墓冢百計的寶應北郊松岡。他把“青林黑塞”說成是“知我者”，可以斷言蒲松齡對寶應的異域情結的確是很深很實的！
蒲翁一生中惟一的一段“幕賓生涯”，可以說是他創作《聊齋志異》經歷的一段至關重要的生活體驗。他在寶應所作“手稿、詩文”的文學精華和為寶應人民所做各種好事的進步思想，與《聊齋志異》里揭示現實生活中的真實矛盾，歌頌真善美、鞭撻假惡丑的思想特色是完全一致的，這也正是蒲松齡值得我們寶應人民紀念的地方。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也誠如山東散文家學會理事、淄博市知名作家劉心德先生所寫的：“蒲松齡在寶應，這本身就是一部耐讀的大書！”綜上所述，也“足以證明蒲松齡從寶應獲得了相當多的藝術滋養，對于成就一位文學大家，寶應是作出了貢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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