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說古城好風光，今日秦郵景更美。”高郵古“秦郵八景”給人以美的遐想和享受，也給今天發(fā)展旅游業(yè)留下了好的基礎。近年來，高郵市結合生態(tài)示范市建設和城市化建設，整合旅游資源，充分利用古城文化、郵驛文化、水鄉(xiāng)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優(yōu)勢，加大旅游開發(fā)的力度，做大做強旅游產(chǎn)業(yè)，打造城市新形象，創(chuàng)造旅游新品牌，陸續(xù)開發(fā)出了一批融古代文化和現(xiàn)代理念為一體的新景觀。東湖度假村、盂城驛、南門古大街、龍虬莊生態(tài)博物苑、鎮(zhèn)國寺景區(qū)、運河大橋和二橋、沿運休閑風光帶、汪曾祺文學館、秦觀故里亭、漁家樂生態(tài)旅游區(qū)、淥洋湖森林公園、董潭生態(tài)旅游區(qū)、城雕“郵驛之路”、菱塘鎮(zhèn)清真寺、蝶園市民廣場、高郵中學新校園、高郵大劇院、京滬高速龍奔服務區(qū)……讓秦郵古城煥發(fā)出了青春的魅力。
盂城驛：盂城驛開設于明洪武八年（公元1357年），位于高郵市南門大街館驛巷內，是我國目前保存最好、規(guī)模最大的古代驛站遺存。它的發(fā)現(xiàn)，為研究我國古代郵驛制度和郵驛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見證。盂城驛原規(guī)模宏大，有正廳五間，后廳五間，送禮房五間，庫房三間，廚房三間，廊房十四間，馬神廟一間，馬房二十間，前鼓樓三間，照壁牌樓一座。驛北為驛丞宅，驛旁為秦郵公館，堤上有迎賓客的皇華廳，東南有馬飲塘……1985年盂城驛在文物普查中被發(fā)現(xiàn)。1993年高郵市人民政府主持修繕，修復了驛站的主體建筑。和已修舊如舊的南門古街，組成了亮麗的明清民居建筑群。修復后的盂城驛現(xiàn)已辟為《郵驛博物館》，室內恢復了驛站當年的陳設。布置了《中國古代郵驛史展覽》，以翔實的史料、豐富的圖片、大量的郵驛文物，向游人展示了中華民族三千年的郵驛文明史。1996年盂城驛被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0年該館入選百集電視專題片《中國博物館》，現(xiàn)為江蘇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文游臺：文游臺，始建于北宋太平興國年間（976年），原為東岳行宮，因蘇軾過高郵與本地先哲孫覺、秦觀、寓賢王鞏等會集于此，飲酒論文，故名文游臺。自宋以來，此處名勝一直吸引四方文人學士前來仿古拜賢。文游臺是筑在東山（亦稱泰山）頂端的高臺建筑，登高四望，東觀禾田，西覽湖天，水鄉(xiāng)自然景象盡收眼底。文游臺前為盍簪堂，四壁嵌有《秦郵帖》，乃清代嘉慶年間高郵知州師兆龍集蘇東坡、黃庭堅、米元章、秦少游、趙子昂、董其昌等名家書法，由著名金石家錢泳勒刻而成，它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文游古跡是秦郵八景之一，淮堧名勝之地，現(xiàn)為江蘇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鎮(zhèn)國寺塔：位于高郵城西南運河的河心島上，亦稱西塔，始建于唐代僖宗年間（874－888年）。該塔為七層方形樓閣式磚塔，塔高35.36米，頂端塔剎是一青銅鑄葫蘆，葫蘆表面刻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字。雖歷經(jīng)修葺，但仍基本上保留了唐代的建筑風格，被人們譽為“南方的大雁塔”。1956年大運河拓寬時，為保塔運河改道，留下了河心島上的古塔，如今島上已重新恢復鎮(zhèn)國寺供游人參觀、休閑。1982年被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凈土寺塔俗稱東塔：位于高郵城區(qū)東南的蝶園歷史風貌區(qū)內。該塔始建于明神宗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系高郵知州衷時章所建。此塔為磚砌仿樓閣式，塔身七級，呈八角形，通高47.46米。塔以雄偉見長，挺拔而秀頎。1963年，高郵中學學生朱光榮等攀上塔頂，從中取出明代萬歷年間的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等四十余卷，后交南京博物院保存。該塔曾于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高郵第一次解放時，被戰(zhàn)爭炮火損壞東南一角，次年修復。2005年6月，為恢復古塔原有風貌，該塔大修。維修過程中排除抗戰(zhàn)遺留在塔體內的炮彈三枚，并發(fā)現(xiàn)建塔時的記事磚碑一方。2006年6月該塔被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龍虬莊遺址：位于江蘇省高郵市龍虬鎮(zhèn)北首，是江淮東部地區(qū)新石器時代一處具有代表性的村落遺址，遺址平面近似方形，四面環(huán)水，總面積4萬多平方米，距今7000—5000年。該遺址發(fā)現(xiàn)于70年代，90年代曾先后進行過四次科學發(fā)掘，發(fā)掘面積1335平方米，清理墓葬402座，出土陶器、骨角器、玉石器等各類文化遺物2000余件，其中有生產(chǎn)工具、生活用具和原始藝術品，最為珍貴的是在遺址地層中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稻米和古文字陶片，它對研究稻作農(nóng)業(yè)的起源和我國文字的產(chǎn)生均具有重要意義。遺址的發(fā)掘證實在距今7000－5000年之間，位于江淮東部地區(qū)的龍虬莊存在著一支文化面貌獨特、文化特征穩(wěn)定、發(fā)展序列完整的原始文化——龍虬莊文化。它的發(fā)現(xiàn)有力地證明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一樣都是中華民族古文化的搖籃。1993年該遺址的發(fā)掘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4年5月龍虬莊遺址博物館建成并對外開放。
天山又名神居山：位于高郵市湖西天山鎮(zhèn)。1979年縣采石場在開采石料時，發(fā)現(xiàn)古墓葬。經(jīng)過二年多考古發(fā)掘，先后發(fā)掘了一、二號漢墓。這兩座漢墓均有等級較高的楠木壘成的“黃腸題湊”，并出土金縷玉衣殘片。初步考證墓主人系西漢廣陵王劉胥夫婦同塋異穴合葬墓。兩座漢墓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玉器、銅器、漆器、陶器、木傭、車等器物。出土的隨葬品中的漆器、木雕制作非常精美，特別是漆塌、木履和成套的浴具為漢代考古少見。天山漢墓的出土為研究漢代葬制提供了新的考古資料。該墓1982年被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高郵古城：系北宋開寶四年（971年）高郵軍知軍事高凝祐始筑，1972年該城基本拆除，唯保留東南122.7米一角。原高郵城周長一十里三百一十六步，高二丈五尺，面闊一丈五尺。1985年進行整修，1991年遭遇特大洪水侵襲，城墻坍塌，市政府撥款搶救維修。高郵城東南角上有明代天啟年間建造的奎樓一座。奎樓亦稱魁星閣，磚木結構，八面三級，樓閣建筑。1984年高郵縣人民政府撥款修繕，并按照清代畫樣，恢復第一層重檐回廊。城墻內外側有古柏一株，老干虬枝，形態(tài)古拙。城墻及奎樓2002年被江蘇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北門當鋪：位于高郵城北門外人民路西側，開設于清代中期，占地面積3300多平方米，基本上呈五排五進，原有房屋80多間，其中有柜房3間、客房3間、首飾房24間、號房30余間、更房、生活用房20多間。是我國目前發(fā)現(xiàn)的保存較好、規(guī)模較大的古代典當鋪遺存。相傳該當鋪為清代大貪官和珅的私產(chǎn)，到民國初年愛國紳士馬士杰（曾任江蘇省民政司司長）是當時當鋪的最大股東，1927年當鋪遭到軍閥孫傳芳部下的搶劫，后歇業(yè)。解放后，當鋪主要建筑歸新巷搬運社和錨鏈社作為生產(chǎn)和生活用房，幾十年來當鋪房屋總體布局和框架結構未作大的變動，特別是處于當鋪中心位置的存箱樓、東部的客房、號房保存基本完整。存箱樓（首飾房）是位于當鋪中心位置的二層回字形的樓房，俗稱走馬樓，不僅保存完整且結構特殊。此樓平面近似方形，建筑面積500多平方米。外看像一座方形城堡，房屋四周是高大的風火墻，東西留有寬大的巷道和兩邊房屋隔開，整個樓房給人以森嚴神秘之感。客房梁架上的鏤空浮雕精致典雅，有象征祥瑞的鯉魚蓮花等紋飾，為清代乾嘉時期的建筑風格。當鋪內尚存更樓遺跡和防火的用小口水井多口，這些都為當鋪的修復提供了依據(jù)。高郵當鋪的發(fā)現(xiàn)，為研究清代江蘇地區(qū)的典當制度及民居建筑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見證，2001年該當鋪被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菱塘清真寺：位于我省唯一的回族鄉(xiāng)菱塘鎮(zhèn)北部的清真村，是傳教士薛琦于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所建。該寺占地面積3500多平方米，呈前后三進。內設前殿、大殿、窯殿、水房、教長室和殯具室。其中窯殿為四方亭閣，飛翼重檐，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該寺已成為穆斯林活動的中心，歷年來，該寺除了正常進行禮拜外，每逢伊斯蘭教的古爾邦節(jié)、開齋節(jié)、圣忌節(jié)等重大節(jié)日，都有江蘇、安徽鄰近五個縣市的數(shù)千名穆斯林來此參加宗教活動。2006年，該寺被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高郵王氏紀念館：坐落在高郵市區(qū)西南部一條叫西后街的老街中段，館門坐西朝東，占地約一千多平米。王家三代朝廷為官，家大業(yè)大，名聞遐邇，其故居早先規(guī)模較大，屋宇連綿近百間，后因歲月滄桑，后裔外遷，戰(zhàn)亂頻發(fā)等，有的房屋毀壞倒塌，有的移作尋常百姓人家，有的則改建成了工廠的車間。改革開放不久的1983年，當?shù)攸h委政府為紀念垂名史冊的清代音韻、訓詁學大師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激勵故里鄉(xiāng)親與莘莘學子緬懷先賢、勤勉好學、奮發(fā)有為，遷走工廠的部分車間和入住其中的居民，修復了東廂屋三間，北書房三間，古井一口，修建門廳三間和部分故居院墻，建立高郵王氏紀念館，并對外開放。1994年又修建正廳五間、廂房六間，重樹“獨旗一桿”，塑王氏父子像一座。清磚黛瓦的清式建筑造型古樸，幾竿翠竹扶蘇，幾簇梅花相依，使故居庭院的環(huán)境顯得格外幽靜雅致。 沿著兩側頗具清末民居風格的西后街由北而南，來到高郵王氏紀念館跟前，府第式的門廳外掛著當代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手書的“高郵王氏紀念館”的館牌。凸起的白大理石門當與高高的門檻將你引入紀念館，門廳上方懸掛著“古訓是式”的金字黑底的匾額，造型古樸的照壁上刻有“戩谷”（善、吉祥意）的磚雕。轉身向北，透過灰磚鏤空的圓門，跳入眼簾的是一方小院。在幾竿依墻直立的翠竹掩映中的王念孫、王引之，古銅色塑像分外引入注目。端坐石凳之上的王念孫長衫過膝，雙目平視，神清氣定，左手扶一竿木手杖，右手握著一冊翻開的書；站立右側身后的王引之，兩手垂放，雙目微閉，似有所思。塑像西南的墻腳，是一口王家曾經(jīng)使用過的古井，白而光滑的石井欄上似乎還能看出當年提繩打水留下的依稀痕跡，俯視井口，井水依然清冽。塑像稍東有一側門，門內又是一方不大的庭院，庭院內有冬青、桂樹，還有一株枝繁葉茂的石榴樹，開滿了朵朵殷紅的小花，恍若星空璀璨。與庭院平行并列的是坐北朝南的三間北廂房，房內陳列著《王氏故居》、《高郵王氏學》的展覽及許多經(jīng)學后人的書畫作品。相傳這里曾是王氏父子潛心讀書的地方。   回身到灰磚鏤空的圓門北側向西，是一溜帶有斗拱廊沿的五間正廳。據(jù)介紹，正廳擬再現(xiàn)王家藏書堂的原貌，眼下只是擺放著一些舊式桌椅，供游人休憩、景仰。正廳上方懸掛著書法家沙孟海先生題寫的“一代宗師”的匾額，下方正北后墻上掛著已故當代著名畫家程十發(fā)先生精心繪制的王氏父子畫像。畫像中的王氏父子一位年屆古稀，一位年過半百，雖然均已成為學富五斗的經(jīng)學大師，但都精神矍鑠，身材瘦削，清式的衣袍顯得闊闊大大。正廳中間門外兩側的立柱上掛有李一氓題寫的“父子一門乾嘉絕學，宋明以外訓詁大成”的楹聯(lián)。正廳前的庭院內有東廂房三間，西廂房三間。東廂房門前立柱上掛有已故北大著名教授周祖謨題寫的楹聯(lián)“世代研經(jīng)明古訓，山川鍾秀育賢人”，西廂房門前立柱上掛有高郵籍著名作家汪曾祺題寫的楹聯(lián)“一代宗師千秋絕學，二王余韻百里書聲”，寄托了他對家鄉(xiāng)崇文重教、后繼有人的殷切希望。兩側的廂房內均為展覽室，陳列著王氏父子各種版本的著作及近現(xiàn)代學者專家對王氏父子訓詁學研究評析的文章專著，葉圣陶、王力、廖井丹、顧廷龍等已故專家學者、書畫家均有手跡陳列其中。東西廂房南側是三間不大的前廳，陳列有王氏父子的生平傳略、軼聞故事，“王念孫參倒和坤”的前前后后，“王府獨旗桿”故事的來龍去脈，伴隨著悠長、遠去的歲月分外令人關注、令人遐想。 出前廳又是一方狹長的院落，錯落有致的花草古木，簇擁灰磚鋪成的甬道，一直延伸到照壁南側的鏤空圓門。
高郵王氏父子簡介 
      王念孫（1744—1832），字懷祖，學界習稱其號石月瞿先生。乾隆乙酉年欽賜舉人，乙未年中進士。曾任工部主事、山東運河道、直隸永定河道等職。其父王安國官至禮部、吏部尚書，著有《王文肅公遺文》一卷，《補遺》一卷。據(jù)史料記載，王念孫自幼聰穎好學，五六歲時即能誦讀《尚書》，知解其義，有神童之稱。后拜訓詁學家戴震為師。他精通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校勘學，著述既豐而嚴謹，有《廣雅疏證》二十卷和《讀書雜志》八十三卷，為世人所重，譽為“經(jīng)學大師”。 
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號曼卿，王念孫長子。乾隆乙卯年順天鄉(xiāng)試科舉人，嘉慶己未年科一甲三名（即探花）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工部尚書。王引之幼承家學，精研音韻、文字、訓詁諸學，深得其父精粹，并拓展其父學術領域、推而廣之，著有《經(jīng)義述聞》三十二卷、《經(jīng)傳釋詞》十卷。在訓詁學界，與其父并稱“二王”。《經(jīng)學歷史》作者皮錫瑞曾有“經(jīng)學訓詁，以高郵王氏念孫、引之父子為最精”一說；同時代的阮元也稱王氏父子是“一家之學，海內無匹”。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現(xiàn)代作家、散文家、文體家，劇作家。早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歷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lián)干部、《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大部分作品，收錄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汪曾祺小時候受過正規(guī)的傳統(tǒng)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聯(lián)大中國文學系，1940年開始寫小說，受到當時為中文系教授的沈從文的指導。1943年畢業(yè)后在昆明、上海執(zhí)教于中學，出版了小說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職歷史博物館，不久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四野南下工作團，行至武漢被留下接管文教單位，1950年調回北京，在文藝團體、文藝刊物工作。1956年發(fā)表京劇劇本《范進中舉》。1958年被劃成右派，下放張家口的農(nóng)業(yè)研究所。1962年調北京市京劇團任編劇。1963年出版兒童小說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參與樣板戲《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開始創(chuàng)作。80年代以后寫了許多描寫民國時代風俗人情的小說，受到很高的贊譽。出版了小說集《晚飯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說選》，論文集《晚翠文談》等。所作《大淖記事》獲1981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比較有影響的作品還有《受戒》、《異秉》等。所作小說多寫童年、故鄉(xiāng)，寫記憶里的人和事，在渾樸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現(xiàn)和諧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脫離外界的喧嘩和干擾，精心營構自己的藝術世界。自覺吸收傳統(tǒng)文化，具有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顯示出沈從文的師承。在小說散文化方面，開風氣之先。 
      汪曾祺同別人不一樣之處，在于他接受過西南聯(lián)大正規(guī)的高等教育，當屬科班出身。他雖也喜歡做學問，但同那些大學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辭章考辨之類的“小學”，做的是闡幽發(fā)微的工作。他喜愛《世說新語》和宋人筆記，繼承明清散文傳統(tǒng)和五四散文傳統(tǒng)，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張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也息息相通。中國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深厚、從事過京劇編劇的汪曾祺，深諳“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東方古訓和布萊希特標榜的“間離效果”的西方現(xiàn)代理論，加上個人身世浮沉的滄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時代精神的最強音，而是以含蓄、空靈、淡遠的風格，去努力建構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蘊和永恒美學價值。他長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閱他的作品，不乏風和日麗、小橋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極少見到雷霆怒吼、闊大無比的壯觀場景。汪曾祺憑著對事物的獨到穎悟和審美發(fā)現(xiàn)，從小的視角楔入，寫凡人小事，記鄉(xiāng)情民俗，談花鳥蟲魚，考辭章典故，即興偶感，娓娓道來，于不經(jīng)心、不刻意中設傳神妙筆，成就了當代小品文的經(jīng)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y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jīng)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文革”、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xiàn)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向往寧靜、閑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和升華。人們都有這樣的體驗：狂瀉喧騰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麗澄明的小溪邊，觀魚游蝦戲，聽流水潺潺，不是讓人忘掉精神疲憊而頓感其樂融融嗎？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適應了中國讀者文化心態(tài)和期待視野的調整。
      當今社會，由于復制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jīng)不再具備可體驗的審美特征。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于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于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于他幫助人們發(fā)現(xiàn)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chǎn)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于世道人心有補，于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于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現(xiàn)代藝術，太多的夸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chuàng)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現(xiàn)代人的生活節(jié)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xiàn)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fā)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宋城墻：高郵城始建于宋開寶四年（971）。紹興初年，名將韓世忠在高郵抗金，又加以營繕。淳熙十二年（1185）郡守范嗣蠡建城樓于四門之上，東為武寧門，樓曰撼海樓；南為望云門，樓曰藩江樓；西為建義門，樓曰通泗樓；北為制勝門，樓曰屏淮樓。至今南門城樓上的“望云門”石刻猶存。開設南北兩座水關，引運河水在城內小河里涓涓流淌。南宋開禧年間開挖了護城河，明代增添了望樓和牙形城堞。清乾隆九年（1774）知州許松潔修城，更四門城樓名，東為挹春樓，南為朝陽樓，西為寧波樓，北為迎恩樓。道光二十三年（1843），知州左輝春再次修城。據(jù)記載，高郵古城周長為十里三百一十六步，高二丈五尺，面闊一丈五尺，十分壯觀。元代著名詩人薩都剌路過高郵，登臨城樓，寫下一首《高郵城曉望》： 
城上高樓城下湖，城頭畫角曉嗚嗚。 
望中燈火明還滅，天際星河淡欲無。 
隔水人家種楊柳，帶霜鳧雁起菰蒲。 
短衣匹馬非吾事，擬向煙波覓釣徒。 
      這是詩人給我們留下的高郵城樓的形象，可惜的是至1958年，高郵古城墻大部分拆除，只保留東南角一段，長122.7米。雖經(jīng)歷1991年特大洪澇，暴雨沖刷，因搶救及時得當，使宋城墻依舊巍然壯觀。
奎星閣：奎星閣位于高郵城東南角，奎星本是中國天文學中二十八宿之一，稱為“奎宿”，被尊為主宰文章興衰的神。因為傳說中的“奎”的形象頭部像鬼，一腳向后翹起，一手捧斗，一手執(zhí)筆，合起來如一“魁”，所以奎星又俗稱魁星。高郵歷代文人輩出，明天啟三年（1623），高郵市民王自學、孫傳祥、張承烈募捐，建成奎星閣，表達了高郵人希望奎星普照、奎星永駐的愿望。奎星閣建于城墻之上，為磚木結構樓閣式，三級八面，高20米。第一層北面開門，二、三層四面有門。每層閣樓頂板上均有彩繪，或龍或鳳或蝙蝠，寓意吉祥幸福。登樓四望，視野開闊，高郵美景盡收眼底。登樓觀景，成為古代高郵文人的一大雅好。奎星閣四周遍植名木，其中一棵古松至今已有500多年歷史，老干虬枝，蒼勁挺拔。高郵民間流傳魏源在奎星閣放樹勸學的故事，頗耐人尋味。奎星閣下有一棵大槐樹，枝葉繁茂，亭亭如蓋。一些讀書人幾乎每天都在樹下聚會，飲酒嬉戲。一天夜間，魏源突然派人將大槐樹放倒。這批讀書人群情激憤，一起找魏源理論。魏源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高郵近年科第斷絕，你們讀書人怎么能安之若素呢？我放樹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們刻苦讀書，發(fā)憤進取啊！”一席話激發(fā)了青年人讀書上進的熱情，在當年的鄉(xiāng)試中，高郵的文武考生有八九人考中。此后，高郵又出現(xiàn)了科甲登第者不斷的喜人景象。
王永吉和蝶園：古城高郵的東南隅有一座范圍不小的私人花園，有一個雅致的名字“蝶園”。蝶園面積約25.6公頃，建筑精美，蔚為壯觀。原有的主建筑為聚星堂，斗拱的門廳，高大的廳堂，別致的花墻，在奎星閣的映襯下更顯得古樸壯觀。圍墻外古木參天，垂柳依依，竹籬茅舍，小橋流水。還有一汪荷池，春夏間，荷葉隨風起舞，荷花亭亭玉立，煞是迷人。據(jù)說園內還有會文館、紫竹園、月明園、松竹山莊等景點。《高郵縣志》收錄了一副由王安國題寫的蝶園聯(lián)： 假山真鹿臥， 死水活魚游。從中也可看出蝶園昔日的風致。蝶園主人叫王永吉，字修之，一字六謙，號鐵山，高郵人。少時聰明好學，善于思考。明天啟甲子年（1623）中舉，第二年中進士，后任知縣，一直做到薊遼總督。到了清代，他做過大理寺卿、工部侍郎、戶部侍郎、兵部尚書，直至國史院大學士。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王永吉攜其摯友——四川人陸永一起回到高郵，曾相約誓不出仕清朝。王永吉在奎星閣下興建了蝶園，與友人終日飲酒、賦詩、對弈，十分瀟灑自如。據(jù)說順治皇帝曾派人到高郵，意欲請其出山。王永吉聽到風聲后，與陸永一起來到60里外的界首鎮(zhèn)，藏在東岳觀中。對于出山與否王永吉內心十分矛盾，就在觀中求簽，得一上上簽，簽題是“伊尹受聘”下面有四句詩： 
求廉如德久揚聲，丹詔來催上帝京。 
今日白衣明日相，文章何必用心爭。 
      于是王永吉就進京出仕了。清王朝對其委以重任，他也希望能有所作為。但由于王永吉曾參與南明政權的抗清，清皇叔多爾袞一直耿耿于懷，他仕途并不順利。在任工部右侍郎時上書請辭，被多爾袞指責“博虛名”，下令革職，永不錄用。王永吉回到家鄉(xiāng)，在蝶園和陸永等人繼續(xù)著悠哉悠哉的生活。對于王永吉的此次出山，其好友陸永是很為不滿的。民間流傳這么一個故事：一日時交谷雨，王永吉與陸永在園內對弈。王永吉棋下得順手，隨口說出一聯(lián)：“志在一匡，今日幾乎忘谷雨。”陸永稍加思索，從容說出下聯(lián)：“恩榮兩代，當年何不辨清明。”令王永吉無言以對。王永吉其后曾幾經(jīng)升遷革降。特別是在順治十二年二月，被授予國史院大學士，后加太子太保，并以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順治曾在南苑接見他，并親手脫所服冠帽賞賜于他。順治十六年春王永吉去世，被追封為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按一品例祭葬、立碑。
蝶園市民廣場：2002年國慶節(jié)前夜,高郵市蝶園市民廣場落成剪彩。廣場上華燈齊放，人山人海，一派沸騰的節(jié)日氣氛。市民們?yōu)閾碛辛艘粋€屬于自己的廣場、一個風格獨特的市民廣場而贊不絕口，奔走相告。 
      蝶園市民廣場占地10.5萬平方米，由同濟大學設計。廣場設計最大的特色在于容鑄古今，把高郵悠久的歷史文化、名勝古跡與現(xiàn)代廣場和造園理念融合。廣場在蝶園舊址上興建，沿用“蝶園”故名，顯得十分雅致貼切。廣場東南兩面，護城河流水潺潺，宋城墻氣勢巍巍，奎星閣高高聳立，古樹名木蓊蓊郁郁。在更遠的大背景上，凈土寺塔直刺蒼穹。置身其間，讓人產(chǎn)生強烈的有中國特色滄桑感和縱深感，空間上的立體感和層次感，讓人感嘆設計者的匠心獨運和妙手偶得。 
      廣場設計遵循“以人為本、以水為源、以綠為美”的原則，注重高郵水鄉(xiāng)的地域特色。在整體布局上采用“一軸二面三點”，即“景觀主軸線，蝶池小面、蝶園主廣場，入口商業(yè)休閑廣場、親水廣場、宋城墻奎星閣古跡”為主體，水上平臺和引橋流水融為一體，使人感受到水鄉(xiāng)特有的水性的滋潤。廣場綠化設計充分體現(xiàn)“花香蝶自來”的意境，種植花草樹木近40個品種，其中有櫸樹、香樟、桂花、梅花、天堂草等，錯落有致。駐足看廣場綠草如茵，彩蝶飛舞，彩色噴泉千姿百態(tài)，徐行聽流水淙淙，舞曲翩翩，綠樹叢中鳥啼鶯囀，讓人心曠神怡。夜晚的蝶園廣場，更是一個燈光流動、噴泉搖曳的世界，一個游人如織、賞心局悅目的世界。蝶園市民廣場無愧為現(xiàn)代高郵人的一張城市名片。 信息整理：m.bedslats.cn